华理阎海峰、彭德雷《第一财经》评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上海科

时间:2019-05-23 16:36 点击:

  2015年,上海出台《推进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提出2020年前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最终目标是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建成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创新性科技成果的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基地,为经济转型升级换上创新驱动的新发动机,体现在营商环境建设上,上海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做出更具创新性和适应性的制度安排。

  个中道理很简单:要激发创新就必须有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而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主体因其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独有特征,也必然有其自身发展所需的适应性制度供给需求。

  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创业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风险,而伴随高风险的必然要求有高收益。科技企业的高风险特征要求营商环境中有支持其从孵化、成长、成熟到衰退全生命周期过程的健全金融生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可能都会影响到其健康发展。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190个经济体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中国位居第46位,较上一年度答复上升了32位,上海也贡献了其中的55%。但其中在某些指标方面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等方面,而这三项指标意味着在支持科技企业发展方面,从企业融资、公司治理到退出市场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而高风险所要求的高收益,也对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如行将出台的科创板的信息披露制度、股份减持制度和退市制度)、知识产权收益和保护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制度创新需求。我们注意到,在世界银行关于 2018 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作为十大衡量指标之一的 “保护中小投资者” 板块,我国得分仅为 48.33 分,排名第 119 位,改善空间巨大。

  科技企业特别是创业型科技企业,通常都是中小企业,良好的金融生态对这些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好坏,显然不能看当地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过得好不好,主要应该看那些新创企业、中小企业过得好不好。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将小型国内企业的视角置于分析的中心,是非常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也正如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所言:“政府肩负着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创造环境的巨大使命。完善和高效的营商法规对于创业和私营部门蓬勃发展至关重要。”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离开了创新性的制度供给,就不会有现有营商环境的升级,产业部门的转型升级也就会变得难以实现。在看到过往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上海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在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过程中,可以按照国家要求,站高一层、领先一步,继续主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大力进行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级,通过全方位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推进营商环境升级,将获得信贷指标和保护投资者等作为其中重要的努力方向。

  以科创板及试点注册制为契机,打通科技融资最后一公里,解决科技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

  科技企业与一般传统企业的另外一个显著不同是,前者通常具有知识密集度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知识密集度越高,市场化的预期收益越高,一旦遭遇侵权所带来的损害也越大,因此,这类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也就高。

  事实上,随着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参与高水平竞争的战略性资源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在有关5G技术的战略争夺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为了更好地支持创新和参与全球竞争,一些先发国家和地区已开始升级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也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

  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进一步学习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验,全面梳理和升级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加快知识产权领域的各项改革,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城市的创新创造和转移转化活力,利用国内得天独厚的先进技术应用市场,大力吸引全球人才和先进技术集聚。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他从顶层设计上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可以在保护内外资企业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等领域率先示范,对标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领域的国际标准,致力于打造知识产权主体根据市场条款许可其权利,并在法院和相关机构中有效执行这些权利的法律营商环境。

  “没有健全的私营部门,经济就无法繁荣”。针对科技企业专业性强的特点,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司法诉讼、知识产权投融资等金融服务、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以及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维权与援助等,都需要高度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机构。我们以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为例,在包括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投资风险、产权权属风险、实施风险以及储备、维持和传播风险在内的五种主要风险中,几乎任何一项的评估分析,都需要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才能完成。

  与传统企业不同,科技企业对高水平、专业化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具有更高的需求,也有着更强烈的依赖度。因此,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上海还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供给,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以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分析代理公司为代表的中介服务组织,打造一条从知识产权咨询、代理、商业化、法律、信息、培训等构成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服务链,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的高端中介服务机构,使其与上述专业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组织一道,共同成为构筑上海升级版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上海应成为国内外高端人才的聚集地。人才供给的渠道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本土高端人才的利用;二是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

  首先,上海应抓住长三角一体化这一国家战略契机,在本土人才的利用上打破地域限制。高端人才利用不能仅仅限于居住在上海的人才,整个长三角高端人才都可以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人才库。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和现有便捷的交通,为周边人才服务于科创中心建设提供了便利。在上海升级版营商环境建设中,后续应考虑为此类高端人才群体提供措施便利和配套服务,包括户籍、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协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其次,要为海外高端人才汇聚打造升级版营商环境,为海外引才、引智提供便利,提升竞争力。2015年以来,上海先后出台多项出入境政策,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018年起推出“聚英计划”等,为外籍人才办理长期居留、人才签证等提供便利。例如,2018年5月,上海市政府率先示范,为瑞士科学家维特里希和荷兰化学家费林加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颁发中国“绿卡”。两位诺奖得主已分别在上海科技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尤其是以费林加研究团队为依托的“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已揭牌成立,将成为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智力支撑。

  今后,还应重点关注高端人才“入境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诸如优化就医、社会保险、住房和子女入学流程等,为高端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便利措施,确保高端人才“请得来”、“留得住”。围绕外籍高端人才,相关部门还应定期走访、征询意见,确保高端人才遇到的各类问题能够及时反馈和改进。

  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建设,是上海实现“三个中心任务”和科创中心建设的土壤和关键。2019年更是科创中心建设的深化推进年,正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所指出的:“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要赢得城市发展的主动,不可能简单依靠优惠政策的比拼,更不可能靠低要素成本来竞争,唯有优化营商环境才是最持久、最强劲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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